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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梁传的兴盛原因

更新时间:2019-10-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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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春秋》三传中,属于今文的《公羊传》和属于古文的《左传》,都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和重视,与《公羊传》同属今文的《春秋谷梁传》则少有问津,显得门庭冷落。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,《公羊传》由此大兴,而卫太子刘据喜读《谷梁传》 。刘据之孙刘询即位后,听闻祖父好《谷梁传》 ,令名儒在殿中辩论,平均《公羊》《谷梁》异同,各自用经论处是非 ,群臣多赞同《谷梁》,而宣帝亦喜欢《谷梁传》的解释,设立谷梁《春秋》博士 ,由是《谷梁传》大盛 。西汉后期《谷梁》之学大盛,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。同《公羊传》相比较,《春秋谷梁传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,尊王而不限王,力主仁德之治,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。 《谷梁传》强调尊王而不限王,例如庄公三年五月,葬周桓王,《谷梁传》认为这是“举天下而葬一人”。天子即王,而“王者,民之所归往也”。天下之民心都归服于天子,所以他拥有无上权力,皇权不应受到限制。

  《谷梁传》处处维护周天子的利益,虽然春秋时周室已衰微,但《谷梁传》认为还是应无条件地尊王,因为“朝服虽弊,必加于上;弁冕虽旧,10时许边检继续采取管制措施,香港马会挂牌彩图,必加于首;周室虽衰,必先诸侯(僖公八年)”;作为诸侯,必须向周天子进贡,谓“古者,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,故有辞让而无征求(桓公十五年)”。

  《谷梁传》强调君臣各有职分,各有行为准则,如谓“君不尸小事,臣不专大名,善则称君,过则称己,则民作让矣(襄公十九年)”,“死君难,臣道也(桓公十一年)”,否则,“君不君,臣不臣,此天下所以倾也(宣公十五年)”。

  《谷梁传》主张必须严格贵贱尊卑之别,说:“《春秋》之义,用贵治贱,用贤治不肖,不以乱治乱也(昭公四年)”。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,说“礼,君不使无耻,不近刑人,不狎敌,不迩怨。贱人,非所贵也;贵人,非所刑也;刑人,非所近也(襄公二十九年)”。还说夫人的地位也不能超过国君,如谓“夫人之义,不逾君也,为贤者崇也(成公十五年)”。

  可见,《谷梁传》处处突出君主的绝对权威,但传文中却看不到任何限制君主的言辞。 同《公羊传》相比较,《谷梁传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,力主仁德之治,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。汉武帝死后,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,与《公羊》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。昭帝时,议盐铁而罢榷酤,轻徭薄赋,与民休息,生产得到迅速恢复,社会矛盾趋于缓和。宣帝即位后,要求“稽古礼文”,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,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,成了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。

  在《谷梁传》中,称引古礼之处比比皆是,如《隐公元年》载:“礼,赗人之母则可,微信下载文件在哪里大赢家心水论坛官方网站!娼人之妾则不可。”《隐公二年》云:“礼,妇人谓嫁曰归,反曰来归,从人者也。”《桓公三年》:“礼,送女,父不下堂,母不出祭门,诸母兄弟,不出阙门。”《春秋谷梁传》屡屡高扬传统礼仪,倡导礼乐教化,贬斥非礼行为。清代钟文说:“《谷梁》多特言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,与夫贵礼贱兵,内夏外夷之旨。”

  从重民的思想出发,《谷梁传》力主仁德之治。它明确指出,“民者,君之本也“,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,“民如释重负”。对那些爱护百姓,在志民生的圣主明君,《春秋谷梁传》认为《春秋》是予以褒美的。在《僖公三年》,它连连称道鲁禧公“有志乎民”,表明经文有赞扬之意。同时,《春秋谷梁传》又认为对那些只顾个人享乐,百姓死活的君主,《春秋》是予以讥斥的。《春秋·成公十八年》:“筑鹿囿。”《谷梁传》说:“筑不志,此其志何也?山林薮泽之利,所以与民共也,虞之,非正也。”就是说,鲁成公筑囿以为虞猎之地,是夺民利,是不正确的。

  汉宣帝在《谷梁》学的兴盛中起了重要作用。宣帝喜欢读《申子·君臣篇》,“颇修武帝故事”,曾拒绝王吉“述旧礼,明王制”的建议,反对太子刘奭专用德教儒术,认为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”,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称。但另一方面,宣帝“由仄陋而登至尊,兴于闾阎,知民事之艰难”,注意采取措施抚恤百姓,济贫救难,多次颁布假民公田、减免租税、赈贷种食的诏令,要求地方官“谨牧养民而风德化”,并革除弊政,澄清吏治,平理弄狱,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严刑峻法。宣帝意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,注意加强传统礼仪对社会的控制力量,使“海内兴于礼让”。

  宣帝非常重视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动向,重视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,而这时的儒家学说,除了吸收董仲舒《公羊》学偏重刑名法术的理论,更多地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偏重仁义王道的思想内容,其重要武器之一,就是《谷梁传》。于是,甘露三年(前51年),在宣帝的支持下,《谷梁》学被立为官学,成为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。 在力主礼治的同时,《谷梁传》还强调宗法情谊,这可以利用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刘汉宗室内部的矛盾。这是《谷梁》学在汉代一度兴盛的又一原因。

  《春秋公羊传》虽有强调宗法伦常的内容,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义灭亲,对乱臣贼子进行毫不留情的。《春秋谷梁传》则不然。在解释《春秋·昭公八年》“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”时,《谷梁传》认为,称招为弟,不合王朝礼制,但《春秋》为显其恶,特意如此,以说明招对骨肉之亲的极端残忍。这些内容,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种现实意义。

  西汉立国之初,发生一系列同室操戈的事件,《公羊》学和《公羊》派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在宗室内讧中深受其害的宣帝,即位后当然不能容忍《公羊》独尊的现象延续下去。

  宣帝非常重视宗法情谊和血缘之亲,意识到它对巩固刘汉大统的重要作用。即位不久,他下诏说;“盖闻尧亲九族,以和万国。朕蒙遗德,奉承圣业,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,若有贤材,改行劝善,其复属,使得自新。”武帝时行首匿相坐之法,虽父子、兄弟不得例外,致使“骨肉之思废而刑罪多”。宣帝即位后下令予以废除。宣帝还多次垂青于那些讲究宗法.兄弟间礼让为怀的臣下。丞相韦贤选定长子韦弘继承自己的爵位,但韦弘却因罪入狱。韦贤去世,族人,门生假托其命,立其次子韦玄成为继承人。韦玄成“坏容貌,蒙耻辱”,假装病狂,“欲让爵辟兄”,拒不应召。有些官吏要求惩处韦玄成,玄成“不得以受爵”。宣帝“高其节,以玄成为河南太守”,又根拔其兄韦弘为东海太守。宣帝此种举动,颇合《谷梁》之旨而与《公羊》相左。《谷梁》学的兴盛已经水到渠成。 《谷梁》学的兴盛,除了它有利于当时的封建统治,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外,也有着很强的个人因素。晋代范宁在谈到“石渠分争之说”时指出。“废兴由于好恶,盛衰继之辩讷。”此论可备一说。汉宣帝喜《谷梁》,确是秉承了其祖父戾太子的遗爱。据《汉书·儒林传》等,“宣帝即位,闻卫太子好《谷梁春秋》以问丞相韦贤、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,皆鲁人也,言谷梁子本鲁学,公羊氏乃齐学也,宜兴《谷梁》”。于是宣帝“善《谷梁》说”,将《谷梁》学者蔡千秋提拔为谏大夫给事中,“复求能为《谷梁》者”,还派刘向等十多人从江博士和周庆、丁姓习《谷梁》,“自元康中始讲,至甘露元年,积十余岁,皆明习”。随后在甘露三年,宣帝“诏诸儒讲《五经》同异”于石渠阁,让太子太傅萧望之“平奏其议”,从中襄助,并亲自“称制临决”,终使《谷梁》一派获胜,周庆、丁姓皆为博士,取得了与《公羊》博士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,“由是《谷梁》之学大盛”。

  为什么宣帝去请教韦贤等鲁人并听从他们囿于乡土之见的建议呢?一是因为以《谷梁》为代表的鲁学守先王典章之遗,多圣人流风余韵,二是因为宣帝祖父卫太子刘据也好《谷梁》,三是因为宣帝与鲁人的关系特别密切。宣帝祖母史良娣,家本鲁国。当初,年幼的宣帝幸免于巫蛊之祸,丙吉见他无所归依,就把他送到史良娣的哥哥史恭那里,由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。丙吉也是鲁国人,是宣帝的救命恩人,是向霍光建议让宣帝即位的人。韦贤、夏侯胜都曾在宣帝即位时“与谋议”,出了大力。史高则是史恭的长子,因旧恩封侯得官。可见,宣帝喜《谷梁》,确与其好恶有关。

  宣帝善《谷梁》说,又选刘向等人向江公之子江博士及周庆、丁姓学习《春秋谷梁传》。刘向等都是聪明好学、娴于辞辩的年轻人,二十出头即“以通达能属文辞,与王褒、张子侨等并进对,献赋、颂凡数十篇”,宣帝甚“奇其材”。相比之下,当时持《公羊》义的博士严彭祖等人则略逊一筹,未见有什么口才。刘向等人出色的论辩才能,是《谷梁》学在石渠会议上取胜的一个因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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